由此士大夫便漸漸的進身，然終因不切實用，又漸漸的見棄。但仕路日塞，而南北之士的相爭卻也日甚了。余闕的《青陽先生文集》卷四《楊君顯民詩集序》云──
“我國初有金宋，天下之人，惟才是用之，無所專主，然用儒者為居多也。自至元以下，始浸用吏，雖執(zhí)政大臣，亦以吏為之，……而中州之士，見用者遂浸寡。況南方之地遠，士多不能自至于京師，其抱才缊者，又往往不屑為吏，故其見用者尤寡也。及其久也，則南北之士亦自町畦以相訾，甚若晉之與秦，不可與同中國，故夫南方之士微矣。”
然在南方，士人其實亦并不冷落。同書《送范立中赴襄陽詩序》云——
“宋高宗南遷，合淝遂為邊地，守臣多以武臣為之?！拭裰澜苷撸匀ザ鵀閷⑿?，累功多至節(jié)制?？ぶ幸鹿谥?，惟范氏，商氏，葛氏三家而已。……皇元受命，包裹兵革，……諸武臣之子弟，無所用其能，多伏匿而不出。春秋月朔，郡太守有事于學，衣深衣，戴烏角巾，執(zhí)籩豆罍爵，唱贊道引者，皆三家之子孫也，故其材皆有所成就，至學校官，累累有焉。……雖天道忌滿惡盈，而儒者之澤深且遠，從古然也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