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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[克里斯·埃里斯]()
克里斯·埃里斯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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克里斯·埃里斯
五常的這些普遍性規(guī)定，自先秦儒家提出，特別經董仲舒的系統(tǒng)論述后，開始成為人們自覺修養(yǎng)的基本準則，同時也成了一種普遍的社會規(guī)范，協調著人們的行為方式。
應當看到，董仲舒所講的五常之道，相當注意仁與義、仁與智的結合，發(fā)展了儒家的道德論。我們知道，孔子注重仁禮的結合，強調仁禮一體，意在恢復他認為至美至善的周禮，其政治愿望高于道德情懷；孟子側重仁義結合，關注君主的善心宏愿和對王道政治的理解與實施，淡化個體道德修養(yǎng)。董仲舒生活在天下一統(tǒng)的大漢時代，提出仁義結合的處世之道，以仁安人，以義正我，分別內外，厘定界線，發(fā)展了儒家的人際關系學。他倡導的仁智結合，進一步從理論思維的高度，強化了儒家道德選擇、道德判斷中的倫理色彩，強調倫理親情。這些，對于儒家以道德論為中心的價值觀的理論營造，甚至對于整個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的倫理道德主義的價值體系的建構，都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。
與三綱之說不同，五常之道也對君主的行為有所涉及。在董仲舒看來，君主對五常的守信程度，對全社會起著導向作用。在對武帝的策問中以及《春秋繁露》中，董仲舒都講到了這一點。在對策中，董仲舒要求漢武帝掌管并力行五常之道，以便與天地同流，德施方外，恩澤群生。在《春秋繁露·五行五事》中，董仲舒指出，王者所應修的“貌、言、視、聽、思”五事，分別具有恭、從、明、聰、容的機能，有肅、義、哲、謀、圣的性狀，以及與此相應的社會功能。據此，他勸導君主注意自己的言行，行政及時、恰當，強調君主的自我修養(yǎng)。這就是用內在控制的辦法，將君主也置于社會控制的范圍之內。這樣，通過五常之道，董仲舒把君主與臣民都納入共同的社會規(guī)范之中。自上而下，人們都須反躬自省，調節(jié)自己的情感和欲望，通過自我修養(yǎng)，逐步向三綱的價值標準趨同，從而實現整個社會的和諧。
